那些年，关于兴宁大坝里的故事 - 生活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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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生和生活在兴城里的人，要数最熟悉的公共场所肯定是大坝里。其实，大坝里没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它就是个免费的公共文体娱乐活动场所。据前辈讲,原先是块沙泥平地，由宁江河冲积而成。过去与大坝里相邻的坝尾桥、上坝、下坝这些名字就是历史佐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历史痕迹慢慢消失了，甚至连地名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从兴华路往北走到头，右边是华侨旅社，正面便是大坝里的正门了，原正门是个大拱门，两侧还有两个小门，记得大门平时用铁栅栏锁着，防止汽车入内，两扇侧门从来都未关闭过，单车或行人可自由出入。最南端有一排矮房，对面就是902车站，西南侧有个汽车修理和停放场，西侧靠中间点有两个室外篮球场，整个西边都紧挨高华路，高华路高出大坝里三米左右，站在路边朝大坝里看，运动场便一览无遗了。西北面砌起一个固定的台子，大家都称之为“司令台”，据说在民国时就有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底北伐军东征打败军阀林虎占领兴宁时，蒋介石、周恩来在这召集东征将士和兴宁民众悼念孙中山呢。但“文革”时期多用于批判斗争、庆祝大会和歌舞、电影的台子。再往北些便是第三小学了，记得前面还有一块露天篮球场，接下来是灯光篮球场、体委、广播站等处于正北面，东北面是竹蓬戏院，东南面是一大片麻竹林，竹林底下搭了许多临时房，他们大多都是四十年代“走日本”逃避战乱到此安家的潮汕人，有的靠种菜、有的靠卖自制腌萝卜、杨桃卖几个零钱和做小本生意为生计，生活上一直十分清苦。大坝里中央是个标准的足球场，因经常有人踢足球，球场上的草丛很少护养过，矮草长的稀茂不均，球场内多是裸露的黄泥沙地，环球场四周是泥地田径场，比赛时才划上线，平时单车、路人都在此行走，剩下的空地多是草地，是人们坐嬲休闲的地方。大坝里是全天敞开的，随时都可去踢足球、打篮球、学单车和开展其他体育活动，它是兴城最集中、最大的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它给我们留下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也留下许多苦涩的记忆，更多的留下许多脍炙人口，津津乐道串串的故事。

      我第一次到大坝里是1964年的事情了。有一天听人说大坝里举行物资交流大会。于是，约了几位小同伴来到大坝里，只见整个大坝里搭起了一片片竹棚，分成上百个档口，档口里摆设着邻县各地方最有特色的农产品，所谓特色就是大、壮、膘。如硕大木薯、番薯和南瓜等，粗壮有四、五百公斤重的水牛，长得特别膘的梅花土猪、约克猪等，物资交流会只有农产品，没有工业品。与其说是物资交流，倒不如说是农产品展销，计划经济年代能够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交流会也是相当不简单的了。尽管仅有农产品，但也使我大开眼界，感觉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那以后，每隔两、三年都要举办物资交流，地点仍是大坝里。几乎每次都要约同伴们去光顾一番，从中识得了不少农作物和增长不少农业知识，受益匪浅。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那个激情燃烧、疯狂的岁月里，大坝里的舞台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文艺歌舞、电影、庆祝、动员、批判大会，还是斗争大会几乎都在那里举行。

   1966年下半年，我被挑选参加了红小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只练了两、三天便跟着大哥哥、大姐姐的到街头小巷表演节目了。印象最深是的到大坝里舞台表演那次。那天上午，想到舞台上表演的宣传队有几个队在排队等候。好不容易等到前面宣传队表演结束，才轮到我们登台亮相。我只参加《北京的金山上》歌舞和背唱《为人民服务》的集体表演，走下台来只听到稀稀落落的几个掌声。而胡亚裕的独舞《白毛女》剧中“北风吹”片段，跳的投入，动作协调优美，真有点芭蕾舞的味道，没有结束便博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吴卫光表演二胡独奏和笛子独奏，观众反映也不错，接下来几个节目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由刚刚学会吹笛子的阿星伯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曲子，曲子吹奏完毕，整个表演也就结束了。那个年代举行大型会议或文艺晚会，开始高唱《东方红》，结束演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千篇一律的模式。

      当然，舞台上还放些免费电影(有时在旁边)，不知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全城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以电机厂、农械厂、通用厂和铸造厂等四大厂为代表的各厂矿工人阶级队伍，机关队伍分别从各自单位出发朝大坝里集中，说是要召开大会庆祝“最新指示”发表。一会儿功夫，大坝里就密密麻麻挤满了参加庆祝大会的人群。“最新指示”未到之前，各厂、矿各自为阵，举行热身活动。于是，整个大坝里沸腾了，红旗招展、彩旗飘飘，锣鼓声、鞭炮声，此彼起伏，不绝于耳。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锣鼓声渐渐小了（估计敲锣打鼓的人累了），鞭炮声停了（留些关键时使用），场面才趋于平静。这时，喇叭里传来通知，因“最新指示”未到达，要求各单位留一半人等待，另一半人回家吃饭。于是，各单位安排人员去留，约莫一个多小时，待全部人都用了晚餐，重新返回大坝里后，天色也渐渐暗了，但“最新指示”仍未到达，这时舞台上挂起了电影银幕，放映小伙伴们最爱的《地道战》，吵杂声音停止了，大家都聚精会神观看电影，很快近两个小时电影放完了，遗憾的是“最新指示”还是没有来。人们的情绪似乎有些波动，于是只好再次放映《地道战》，接近二十三时，第二遍《地道战》也播映完了，该到的“最新指示”却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当银幕第三次播映《地道战》时，我们几个童鞋顶不住饥饿和嗜睡的侵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了。第二天醒来后也没有人关心“最新指示”是否传达下来，而是回味昨晚电影里的情节，希望今后都这样来迎接和庆祝“最新指示”。

      那个年代“大坝里”隔三差五就能享受免费电影，但几乎都已看过的，如《地道战》外，《地雷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和八个榜样戏，没有选择的余地。每次放映前都要先放《新闻简报》，而且有好几集，比现在的广告长得多。当时流行着“南斯拉夫的电影打打闹闹，朝鲜的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的顺口溜。因为是露天，观众坐的、蹲的、站的、高低不一，参差不齐，小孩子的吵闹声，妇女老人的叫嚷声不绝于耳，经常听到是“喂！前面的坐下来，不要挡人啊！”、“喂！不要动来动去啊”的叫声，几乎每场电影都有争吵，有时还动起手来，有些人确实挤不进看不到的时候，就绕到银幕背面去看电影，我也曾经到过银幕的背面去看过电影，画面动作刚好与正面相反，但不影响效果，只是音响差了点。夏天时蚊子叮人、飞蛾到处飞，虽然环境十分恶劣。但是都没动摇人们看电影的兴趣。看完后还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反角人物的语调和动作也模仿的惟妙惟肖。

      大坝里的舞台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召开批斗大会。先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老干部昨天还是好人，明天就变成坏人了，包括我认识的召明、正浩、宏忠、碧光、王磊等叔叔阿姨和我父亲，一下子我们身边多了许多坏人，深感困惑，百思不得其解。还要召开批斗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斗时还要戴着报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xxx”，与土地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没有两样。记得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上午10时左右，一辆宣传车（苏联卡司货车临时改装）开到高华路我家门口（新盖不久的两层小楼，阿星伯兄妹、房国伟兄弟姐妹、吴卫光兄弟等童鞋均在此大楼居住）喇叭里传来大声喊话，我们兄弟还小害怕，关上门窗躲在房间里，隐约地听到下午在大坝里召开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我父亲的大会，要求革命群众踊跃参加，自然我不敢参加，也不会参加。那晚北风嗖嗖的刮个不停，气温骤然降至零下1-2度，父亲是晚上二十二时左右回到家的，只见他平时穿的棉袄不见了，仅仅穿着外衣和一件不太厚的羊毛衣，浑身打颤发抖，脸色苍白带青，未说一句话，喝几口热水便进了房间就不出来了，后来听别人说，我父亲在批斗大会上遭到“造反派”无人道的虐待，连棉袄都被强行脱去了，过几天我父亲突然胃出血便回老家休养了，造反派才停止了迫害，从此我父亲便落下了胃病。那个疯狂岁月，很多老干部都在大坝里的舞台上受到过批斗，有的还遭到“造反派”的侮辱和毒打。幸运的是，批斗“走资派”行动不算太长，只是官复原职，平反昭雪时间太过漫长，短则五、六年，长到十几二十年，但终归还是有了结果。

      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拿他们开刀。大约是1968年6、7月份吧，大坝里又召开了万人大会，主要是斗争地、富、反、坏分子，罪状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红旗派与红联派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罗列了一大串罪名。批斗大会结束后上百名地、富、反、坏分子头戴高帽，胸前挂牌，其中十多位还用五花大绑捆住，然后排队游行示众。我和几个同伴站在竹棚戏院的台阶上，听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震耳欲聋口号声，望着渐渐远去的游行队伍相视无语。几天后听别人说，有好几个用五花大绑捆住的地、富、反、坏分子，在游行时转入小街小巷中和西河桥下的沙滩里被造反派用锄头棒“专政”了，后來听住在附近的同学讲，浓浓的血腥味几天都不能散去。我听得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脑子顿感一片空白。很快无产阶级专政行动蔓延到各玗镇甚至村里，直至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下达后，血腥暴力行动才停止下来。童年时代的黑暗记忆莫过于那几年，它给我们这代人的心灵烙下深深创伤，久久不能治愈。

      大坝里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足球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学校的教育活动还没有正常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场所、项目也十分贫乏。于是，我们几个发小三天两头就往大坝里跑，挤得上就踢几脚足球，挤不上就看别人踢球。比赛时踢大场，平时训练和玩就踢小场，人数不够就练足球基本功，如蹬球、传球、头球、停球和包抄射门。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捉老鼠”里，三到五人均可。此游戏是训练过人、传球和截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多从兴宁出去的足球运动员都乐于和精于玩“捉老鼠”的游戏。

      那几年每年都有北方的球队来兴宁冬训，冬训开始和结束都要和县队过招，以便检验冬训成果，一般情况下北方队都是冬训前输、冬训后赢输平均有，记得黑龙江、吉林、空军等队来兴宁冬训过。县队队员都是由玻璃厂、电器厂和其他等单位拼凑起来的，看上去有统一的球衣、球裤和球鞋，很整齐，但打完球后是要各自拿回家洗好晒干后上交还体委的，每场球有三、五毛钱补助。县队主力守门是阿垫垫、后卫有玻璃厂的忠古里(李杰忠)、搬运的板车手、木器厂的座山雕，中场有三小的肖大脚、体委的肖矮古吴坚、前锋有阿崇和猪刀手，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后起之秀有黄健、曾驾勇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津津乐道的对象，也是我们童孩心目中的偶像。县队与北方省队比赛时技术、配合略胜一筹，身材和体力不如人家，但仍然是胜多负少，可见兴宁足球运动的一般水平。

      那时候大坝里经常举行足球比赛，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一九七二年在兴宁举办的全省中学生足球赛，全省各地区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因兴宁县是东道主，除县中学生队参赛外兴宁一中也组队参赛，那段时间过节似的，天天有球看，医院发小阿烈古有幸成为一中队成员，司职右前锋，技术、意识尚可，就是跑不快，大家都笑他“鸭麻蹄”。最后，一中队未能在小组出线，兴宁队进入四强，广州队获冠军，梅县地区队获亚军。
      我们这个年龄段足球踢得比较好的有，伟思、佳伟、志浩、阿仕和、联伟、阿跃、钟辉荣、罗维佳、瑞琪等。印象中思古的左脚脚法了得，尤其是罚任意球有绝活，一次一中与对手（忘记了哪个中学）打成2比2，比赛马上就要结束时，一中队获得罚任意球机会，三十米开外，思古放定球后，快速助跑，一蹴而就，只见皮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对方守门员鞭长莫及，球从右上角应声入网。凭借此入球，一中中队学3比2战胜了对手。思古踢得那个任意球，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在模糊印象佳伟司职县队守门员，后来又在体训担任教练；志浩打中场，后参加了西藏自治区队；阿仕和、曾驾勇等都被挑选加入地区少年队和县队；联伟司职县队右前锋，维佳和瑞琪均参加县少年队或县成年队，他们都是大坝里练出来的足坛佼佼者。
      七十年代以后，县体委分别举办了足球、篮球的业余训练班，每个年龄段都有队伍，学员由各中、小学推荐，每周下午下课后在教练的指导下训练两次，每次还有几毛钱补助。好像小龙、阿东、曾尚辉、罗军和后来认识的高中同学志宏、毛古、军民、茂洪等都参加过业余训练。小龙尤其突出，篮球、足球、田径均有参加训练，且都是县队主力，我因身体原因，连续两次休学，错过了训练机会，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下一年龄段年龄稍小技术出众的有阿豹古、阿兴、义斯古、刘伟荣、肥古、沙钻里、阿刚仔、王卫平、彭小健、阿仕朋和阿仕顺等，他们承前启后，是兴宁足球辉煌的人才库和基础。正是有当时全县上下良好的足球氛围，才成就了像郭亿军、谢育新、张小文、伍文斌、吴伟英等众多的“国脚”。一支仅有十八人的国家队，同时有四人来自兴宁县，在中国足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那个年代篮球运动同样也开展的风风火火。灯光篮球场几乎每周都有比赛，我们几个童鞋的夜生活很多时候都是灯光球场度过的。当年电机厂队一枝独秀，独霸兴宁篮坛十几年。直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各厂到农村挑选会打球的青年充实队伍才形成多厂争霸的局面。当年篮球的风云人物主要有王超、大将、飞声、敦板古、光顶古、任大头，后起之秀有扁担（蔡锦标）、朱启聪、加宁等。扁担从基层业余篮球运动员，仅用了一年时间摇身一变为国家足球队主力中后卫，在中国足坛上空前绝后的，在世界足坛上也很难找不到第二个人，到现在仍然是人们街头巷议重要话题。
   当年驻兴军队、驻兴国家和省企业也经常和兴宁县队比赛，县队与空军3731部队和陆军106部队比赛从来就没有赢过；与机场和马奔岭炮团比赛几乎保持全胜；与四十九工程处（四望障矿务局）比赛则胜多负少。县队在梅县地区各县中独占鳌头，霸主地位多年无人撼动。兴宁与梅县两次争夺冠亚军比赛我都看了，打得难分难解，到了最后才见分晓，县队分别仅以五分和一分险胜梅县队，可见争夺之激烈。也许有如此良好的大环境，那几年兴宁篮球人才辈出，为省、和国家及军队输送了许多好手，记得有国手嵇照光、省手蒋小明、广州军区刘某某（名字忘了，大家叫他卧刀古），我的高中同学栾志峰（曙光）也被某部挑去专职打球，篮球技术出众的74届校友李东、宋磊波等也被挑选参加了梅县地区少年男、女篮球队。还有许多高手不记得了，他们都是兴宁篮坛杰出人才。参加篮球训练班年龄稍小的有郭亿军（后改踢足球，成为国家队队员）、吴小强、“恶古”、平浪古等。而女子也有业余训练班，因没有关注，故情况不了解，只记得吴小丽、黄小妹两人参加县体委业余训练，并参加了县队。

      大坝里不仅仅是踢球、看球的场所，它更是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尤其是夏季的晚上，周边的居民拿着扇子三、五成群，找个平坦的地方铺上席或垫上几张报纸，围圈而坐，既乘凉又可吹牛讲事，甚是愉悦。有时候我们几个发小、童鞋也逛游到大坝里，找块草地随意而坐，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久坐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仰望着湛蓝湛蓝的夜空，银河系繁星闪烁奇妙无穷，时常把我的思维带入梦幻般的世界。若是秋季十五前后，可见到一轮皓月挂在树梢上，银色的光色倾泻在大地上，在徐徐凉风吹拂下，清爽怡人，甚是惬意。
   七十年代中后期学校教学活动渐渐趋于正常了，我们这批童鞋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下乡、工作、读书、再工作、调动，大坝里逐步淡出我们的生活。早些年回兴城都要到大坝里走看看，是重温还是寻找童年的感觉，时过境迁说不清楚。再后来回到兴城，就很少到大坝里或者不去大坝里了。也许是大坝里被钢筋水泥围住，剩下的绿地被商场占用，无处可去缘故，就是去了也看不出所以然。原有单纯的大坝里，只靠零碎的、断断续续的记忆拼凑起来，在梦幻里勾勒出来。现实的大坝里没有了，但大坝里这个名字却留在我的心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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